清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，有小学堂教师52名，多为举人、秀才和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担任，他们只懂“五经”、“四书”，少知自然科学。民国元年（1912年）后，各地锐意兴学，教师队伍蔚起。至1935年，全县共有小学教师252名。其学历详情虽无考，但已知有6名大学毕业生、5名专科毕业生、8名高师或师范本科毕业生就职于高等小学校，或任教师，或任校长，如秦儒杰、田炳勋、杨文彩、尤志仁、赵进义、刘增福、谷盛义、邢世铎等。1937年“七七”事变后，县境分为敌占区和抗日民主根据地两部分。敌占区教育凋零，学校剧减，原有教师多数改行，师资严重不足。根据地教育事业有所发展，1939年至1940年，抗日政府将原有部分教师和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共385人，集中举办5期培训班，教师队伍形成。1946年，县办临时速成师范学校，一年结业，培养具有初级师范文化水平的教师50名，以应需求。至1949年，全县共有小学教职工410名。

建国后，教职工队伍日益壮大，素质也不断提高。1951年春，吸收部分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社会青年，作为试用教师；开办初等教育师资训练班，结业后分配到各校任教。1952年，对文化业务水平低、年老体弱和患有严重疾病的60多名公办小学教师，分别作出升学、转业、退职等处理。以后各级师范学校毕业生、大专毕业生逐年增加，还有一些高小、初中毕业生充实到教师队伍中。1953年，有中学教师40名，小学教师545名。他们当中高等学校毕（肄）业15名，中师毕业57名，肄业9名，初师毕业179名，肄业21名，高中毕业18名，高中肄业和初中毕业152名，初中以下223名。1958年“大跃进”，兴办各级各类学校，尤其民办小学蜂起，教职工人数剧增，当年达1016名，其中中学教师109名。1962年，教职工压缩至952人，部分国办教师转办民办。1964年，贯彻中央提出的“两条腿走路”办学方针，教职工队伍又迅速扩大，至1966年，已达1501名，其中中学教师132名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由于错误地推行小学公办教师回原籍任教的办法，使原329名非本籍教师外流，又有415名教师被打成“牛鬼蛇神”、“没有发行改造好的知识分子”而遣送回乡。缺额教师由小学教师到初中充任，初中教师到高中上课；340名未经培训和考试的代课（代缺）教师转为正式教师，师资水平严重下降。至1976年，全县共有中小学教职工3407名，其中民办教师1665名，占教职工总数的48.87%。

1976年以后，教育秩序恢复，教学工作步入正轨，对还能胜任教学的72名教师安排了岗位。至1983年，教师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冤、假、错案全部平反，有192名教师恢复其中专任教师2069名。专任教师中，中专、高中毕业1560名，初中以下589名；高级教师1248名，一级教师497名，二级教师77名，三级教师3名。中学教职工1592名，其中专任教师1562名。专任教师中，大学本科及大专毕业807名，中专以下785名；高级教师46名，一级教师248名，二级教师349名，三级教师459名。

民办教师是随1958年大兴民办小学而出现的。至1966年，发展到623名，占小学教师总数的46.4%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因大批教师被批斗、开除和外籍教师回原籍，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办，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又一度停止分配，造成缺口甚大，只好由民办教师补充。而民办教师未经任何考试考核，由社队自选，加上掺入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，致使教师队伍素质下降。自1978年至1985年，对民办教师进行了整顿，一部分考核合格转为国办教师；平分应试考入师范学校进修，毕业后转为国办教师；一部分被压缩回乡务农。1988年，全县有民办教师951名，占教职工总数的24.71%。

无极籍在外地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员中，有教授、副教授、中学高级教师多名，享有一定声誉。刘炳瑛，东中铺人，1931年生，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授，经济学教研部主任，著述甚丰。赵康，东门营人，1932年生，中央民族学院副教授，对藏文诗学颇有研究，其学术论著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。李焕秋（女），楼下村人，1951年生，沈阳药学院副教授，制剂研究室主任，出版有药物制剂专著3部。

清末，为适应废科举、兴学堂对师资的需求，县创办师范传习所，主要培育小学教师。民办初年，教育局、教育会不定期聘请外地教育专家到县讲授教育理论，提高教师教学业务水平，教师自修自学这这风较盛。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，人民政府多次举办教师培训班，训练小学、民校、夜校、识字班教师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重视提高教师队伍素质。1953年，教育局分批选送初师、初中毕业的小学教师到正定、定县两地师范学校学习，遴选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教师去北京、天津等地高等院校进修。同时，派出部分小学负责人到专署干校和党校学习，学习内容以政治为主，兼学业务。1956年，为推行《准备劳动与卫国制度》，30名中、小学体育教师参加专署体育训练。1958年，举办两期小学师资训练班，学员321名，结业287名。1961年至1966年，不断选送初、高小教师进中师代培，选拔30名小学教师到藁城、正定两地师范学校在职进修。教育局还利用离职轮训、短期集训、函授、面授和以老带新、听课观摩、经验交流、举办专题讲座等多种途径，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。

1976年，有计划地组织教师疏通教材，集体备课，解决难题。同时，兼办短训班、函授班、成人业余自学班，更新知识，提高水平；还以观摩评优方式取长补短，总结推广选进经验。1982年，举办高师、中师函授班和中、小学教师培训班。至1988年，共办教师进修班28期，90%合格。已有电大毕业生48人，还有中师函授生134人。

教育局聘请南京大学教授周靖馨为顾问，经常到县作学术报告。还组织教师代表到北京、上海、山东、山西等地访学取经，总结交流经验，提高教学水平。

经济待遇

清末，私塾教师薪水主要靠“束修（学费）维持，生活拮据。民国时期，县立学校少数资历较深的教师，薪给尚属丰厚，一般教员收入微薄，生活清苦，当局往往积欠经费，诱发教师联合请愿、罢教事件发生。1934年5月15日，因县教育局污蔑教师和扣发经费，中共无极县委组织200多名教师赴县衙请愿，迫使当局答应教师要求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实行粮薪供给制。另发柴票，规定每日按两顿饭每顿按11两（16两为1市斤）小米计发。每年人均供土布40平方尺。主任教师每月补助款7元，一般教师补助6元。1942年以后，发给固定数额小米，小学教师每月60～75公斤，主任教师每月80公斤，高小教师每月85公斤，高小校长每月90公斤。本办法沿用至1950年。

建国初期，教师工资以学费收入为一部分，国家不定期发放实物补贴，每人每月可得小米50公斤左右。

自1951年起改为低薪制，每月按粮价公布分值。小学教师月收入15～25万元（旧人民币）。每至年底，按教师工资2%拨发福利费照顾生活较困难教师。从1955年7月起，实行货币工资制。小学教师分11级，十一级24.5元，一级89元，县内最高四级54元；中学教师分10级，十级39元，一级138元，县内最高三级93.5元。

1956年，616名中、小学教师参加工资改革。小学教师工资由人月均29.4元增至40.8元，中学教师由人月均41.2元增至55.8元。1959年至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，享受国家营养照顾的中、小学教师共859名，占教师总数的70.64%。1963年提高部分教职工工资，小学教师增资面为27%，月均增资1.95元；中学教师增资面为31.5%，月均增资1.5元。1971年、1972年、1974年3资调整工资。1977年，国家对教龄较长、工资偏低的教师调整，调资面为40%。1978年，为213名教学骨干调升一级工资。1979年，按劳动态度、业务水平、贡献大小3项条件，为512名教师调升一级工资。自1980年起，实行班主任津贴。1981年，给符合规定的172名教职工增加一级工资，对其中工作较好、工龄较长、工资偏低的86人再补升一级工资。1985年工资制度改革，教师实行基础工资加职务工资、工龄教龄工资、班主任津贴等。人均月增资21.5元，小学教职工月平均工资为106.7元，中学教职工月平均工资为112元。1987年，1392名教师晋升一级工资，占教师总数的39.43%。1988年再次为教师调升工资，并按技术职称套改，人月均增长5.91元。

生活福利方面，享受公费医疗和离休、退休、退职应得之待遇。1983年，用于教职工的医疗费14.6万元，为1965年的6倍。从1984年起，随财政包干发到乡（镇），每人年均32元，对编余教师另有安排，对年老体弱者劝其回家疗养，经济困难的给予适当补助。1985年，共发放教职工困难补助费14.42万元，为中学五级以上、小学三级以上87名教师解决住房1990平方米；教师233户家属617人由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，国家供应粮油，并对其中18岁以上、40岁以下的家属安排了工作。有的乡（镇）支持教师自建房屋，乡（镇）政府优先拨发地基和供应建筑材料，还注意解决用电、用水、通路等配套问题。

民办教师待遇，1958年前，其工资由所在村筹集发放，收入低于国办教师。人民公社化后，由所在生产队记工分，与当地社员同酬。自1964年起，实行工分加补贴制度，生产队记工分，国家向每人每月发补助费3～5元。1980年改为工资制，人均月薪50元。1985年工资制度改革，民办教师人均月增资19.8元，全县民办小学教师月均工资66.6元，民办中学教师月均工资70.2元。

自1986年至1988年，国办教师工资及其它待遇增长快于民办教师，二者收入差距拉大。政治待遇

旧时，县民素有“尊师重教”的美德，流传有“师生如父子”、“在家敬父母，在校敬先生”的俗语，春节学生给老师拜年。教师在群众心目中是有识之士，社会名流。婚丧嫁娶待先生如贵宾，有纠纷请教师调解。地方绅士有的兼任校长或教师，社会地位较高，但就一般教师来说，职业无保障，处于无权、无势、无钱的地位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教师的劳动受到尊重，教师参加教育工会，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。高小校长定为科、局级，中学校长定为县、团级，一般教师定为国家干部。从１９５４年实行普选以来，历届县、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均有教师名额，有的教师被选为人民委员会委员。

1957年反右斗争中，教师被列为运动重点，有80名教师被错划为“右派分子”，教师地位下降。1959年至1961年，因所谓“严重右倾”和“错误言论”而受到公开批判和处分的教师６０余人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，教师被划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行列，有近千名教师受到冲击和批判，３８１名被隔离审查，７８名戴上“反革命分子”帽子，被开除公职，监督改造，造成非正常死亡７人。

1978年，纠正冤、假、错案142起，为189名教师落实了政策，给予复职、退休等安排。自1979年至1988年，有385名教师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有3名教师提拔为副县级以上领导职务，5名教师被提拔为科、局级干部，3名教师当选为省人大代表，14名教师当选为县人大代表，20名教师当选为县政委员。王范宇连任县第七、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，连克明连任县政协第四、第五、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，李秋莎（女）连任县政协第六、第七届委员会副主席。

1982年，对30年以上教龄的教师颁发了荣誉证书。1985年，国家规定每年9月10日为教师节，县委、县政府召开教育界庆功大会，表彰选进单位32个，优秀园丁32名，优秀班主任45名，模范教师38名，选进工作者41名。1983年省设优秀园丁奖，1984年至1987年，有94名中小学和幼儿教师荣获省优秀园丁奖。